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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传媒关键词:震荡与创新
2014年01月20日 快速评论
对于中国传媒业来说,2013年注定是复杂的一年。除了媒体的变革在这一年带来巨大的行业震荡之外,无论是新闻报道的内容创新,还是网络管理的新理念,都成为了传媒行业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。而传媒人是否迷失在这种震荡和创新中,则更关系到未来中国媒体的道路。

  对于中国传媒业来说,2013年注定是复杂的一年。除了媒体的变革在这一年带来巨大的行业震荡之外,无论是新闻报道的内容创新,还是网络管理的新理念,都成为了传媒行业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。而传媒人是否迷失在这种震荡和创新中,则更关系到未来中国媒体的道路。

  因此,在2013年的传媒研究领域,几个问题都成为了学界和业界关注的内容。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中向何处去;是否还继续秉承“内容为王”的行业箴言。甚至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我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去观察那些微信上流传的深度“段子”,试图从中找到2013年中国传媒业的雪泥鸿爪。这时候的中国传媒,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观察的价值,也更具备思考的空间。

  【媒体表现】 内容,仍然是“王”

  2013年,如果你翻开3月份的日历,你一定会看到“猪流感”这个关键词,其实那是甲型H7N9流感来袭时人们恐惧的表现;如果你翻开6月份的日历,你也一定会看到吉林德惠这个不常为人听闻的地名,119名无辜者因为逃生门反锁而在火灾中遇难;如果你翻开12月的日历,你会知道青岛的爆燃事故简直就像一场噩梦。

  对于中国传媒业来说,2013年留给读者和观众印象最深刻的,不是我们在争论什么,而是我们在做什么。值得关注的是,2013年,案件报道成为了这一年中,中国媒体交给读者和观众最为醒目的内容。

  无论是上半年的湖南临武瓜农被打死案件,曾成杰案件;还是下半年宣判的沈阳小贩夏俊峰杀死城管案件,著名的李某某案件,中国的媒体都没有缺位。从报道特点来看,其一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报道上形成了相互呼应的态势。新媒体层面不断提供了新的信息来源,传统媒体则在采访难度增大的情况下,通过新媒体信息来源的分辨去寻找案件的新报道线索。

  其实自2011年以来,我们不难看出,网络舆论之所以能够发酵、变成焦点,不仅在于大量网民关注、转发,关键在于传统媒体介入、通过更加专业化的报道去形成新的焦点,进而引导网络舆论关注这些案件中更加要害的内容。

  其二是涉案的各方面,也逐渐学会了借助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,引发舆论的关注。曾成杰的女儿、夏俊峰的妻儿、李某某案件受害人的律师,每一个角色在2013年的涉案报道中,都成为了不可回避的关键人物。恰恰是在这样的环节中,舆论所聚焦的政府部门、公检法系统,发声颇少甚至颇为尴尬。

  我无意盘点这些新闻,我只想说,中国人在第一时间能够知道这些或近或远的新闻,得益于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相互合作。传统媒体之所以能在这些突发事件之后再度赢得读者的关注和信任,因为他们的深度和分析;新媒体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关注、转发和点击,源于他们的一手信息、图片和感受。二者共同告诉我们,内容,仍然是王者!

  【传媒转型】 这一次与“狼”无关

  传媒人在喊了10年狼来了之后,狼真的来了。

  2013年的中国传统媒体,面对几方面的共同挑战:

  一是读者和观众群体因为信息来源的多元化,社交媒体的勃兴,对于报道内容提出了更多更加具体而高的要求,简单的“独家报道”、“第一时间报道”已经难以完全满足公众;

  二是报业甚至电视市场都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,广告和经营结构的变化,已经开始影响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环节,“作坊式”的小规模媒体经营生产,传统内容的采编加工还能持续多久已经是个问题;

  三是受众有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,受众导向研究对于传统媒体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。他们想要什么,选什么,传统媒体如何满足受众的多样化选择。

  因此,2013年,在传统媒体行业最大的整合,无疑是上海解放报业集团和文新集团的整合,为传统媒体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可能,那就是做大。通过体积来换取转型时间,这是上海报业的重要思维。因为只有做大,才有可能完善各种大数据库,才有可能实现分众化的供应,才有可能抱团取暖,才有可能避免同质化的竞争。

  从一个传媒研究者的角度来看,其实对于传媒行业来说,“死亡”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。中国媒体或许早已经习惯了长期的存在和“不死之身”,即便停刊休刊也是各种管理层的要求,而非自我消亡。2013年的传统媒体阵痛,的确提出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。中国的传统媒体,是否会真正在市场经济和媒介变迁中被淘汰。

  但是实际上,今天如果我们问新浪微博、腾讯微信,或者更多正在从事独立客户端开发的新媒体公司,它们的春天触手可及吗?答案也未必如我们所想。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平台创新,的确成为了一个媒体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。但是内容提供,仍然是今天传统媒体不可或缺的历史使命。

  尽管同样的争论也在海外继续,但是海外媒体人仍然笃信的有两点,一是新闻专业主义没有变,记者作为一个独立职业的报道伦理、调查精神、客观平衡并未因为网络的喧嚣而发生改变;二是公众对于权威客观信息的需求没有变,在各种信息大量充斥眼球的今天,我们仍然需要一批有职业精神的信息提供和筛选人。

  其实,这种传统媒体的转型,10年前就该开始了,只不过因为中国舆论环境的复杂性,传媒经营管理体制的特殊性一直拖到了今天。

  【信息公开】 新闻发布,不能满足需求

  2013年,其实还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。从当下看,新一届领导集体在两会正式登台亮相,新十年正式开启;从历史上看,2003年那个难忘的“非典之年”、“孙志刚之年”、“新闻发布之年”到今天,已经整整10年了。如果算上1983年外交部设立新闻发言人,则是整整30年。在业界低调的纪念活动中,其实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,审视中国的政府媒体关系。

  到2013年为止,中国的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基本确立,国务院新闻办——中央各部委——各省市自治区,党委系统的新闻发言人也基本设立完毕。

  每年在国务院新闻办的层面上,大约有60场左右的新闻发布会,2013年则是55场,2013年各省区市举行了1176场新闻发布会,加上各部委的发布会达到2100余场,基本形成了对于重大政策、数据、事件和措施的公开和回应。

  继央行网站之后,中纪委的网站再度成为记者们随时刷新的信息来源,就是因为在2013年,“打老虎”和“打苍蝇”同步进行的反腐行动,第一时间往往在中纪委的网站上被披露案情。

  这些都很好,但是都不够。

  10年之后,中国的媒体和公众已经不再满足于新闻发布会蓝背景的信息提供;10年之后,中国的媒体和公众也养成了一旦有事,就想听到政府说法的习惯,不管他们听完是否相信,而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,大量无法在第一时间完成,还是被赶着走,推着走,鞭策着向前走。

  新闻发言人这个庞大却并不职业的群体,在舆论环境中一次又一次被拷问。

  到底各个政府部门视媒体为何物,是尊重媒体的独立性;是向公众传递有效信息的渠道;还只是简单的政府政策的传声筒,同样决定了新闻发言人的定位。

  任何社会的转型期,执政者都直接面对压力测试,这实际上更多的是指在非传统执政环境中,公民、社会结构、意识形态都在发生巨大变化,而新闻发布机制的建设,无形中成为了执政者面对压力测试的一种,也成为政治文明进程的一种推动力。

  【网络管理】 分化舆论场中的“转身”

  2013年的中国传媒发展,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打击网络谣言,澄清网络环境。从薛蛮子、到秦火火,再到立二拆四,这些曾经熟悉的网络大V,因为各种原因锒铛入狱,为网络尤其是微博的舆论环境敲响了警钟,也为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责任敲响了警钟。

  对于网络加强管理,实际上是管理部门对于舆论环境的一种再审视。尽管在过去的几年时间中,社交媒体让中国的舆论场再度出现明显的分化,传统媒体舆论场和新媒体舆论场甚至在某些热点问题上出现对立,但是这二者之间其实并未断裂。网络大V无疑成为了其中的一种连接桥梁。对于大V的管理,一下把这个曾经令人自豪的称呼,转变为阴晴不定的贬义词。

  这至少说明两点,一是社交媒体的言论责任在2013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受到法律、制度和舆论的关注;二是习惯了各种言论甚至是极端化表达的微博空间,正在寻找另外的支撑力量。中国的社交媒体,从甫一建设起,似乎就忘记了“社交”二字,直奔“媒体”主题,从研究到实践,都不断强化起“人人是记者”、“粉丝越多越像媒体”的印象。其实社交媒体的另一个层面是社交,是小圈子中的兴趣爱好和分享。微信在这一年的活跃,从中国人的文化上和媒介使用习惯上,倒恰恰强化了“社交”的概念。

  总之,在2014年初回望前一年,我们可以看到媒体起伏变化,有风景也有心情,有快乐也有悲伤。但是正如我们牢记“新闻是历史的第一稿”,新闻人在2013年的选择,其实也是新闻史、中国媒介发展史的一稿。世事有关联,2013年留下的争论、转型、彷徨,都会影响未来每一个传媒人的职业命运,这个时候,清醒比以往都要重要得多。

消息源:新京报
原作者:周庆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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